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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杭州，年轻人钟爱的网红打卡地，必定少不了运河畔的“杭丝联”。逛文创店、拍照、吃一顿漂亮饭……社交平台上晒出来的照片工业遗风十足，很有调性。

　　时间回到六十年前，这里也是遍布年轻人。他们穿着工装穿行在织机间，为国家为生活为理想忙碌着……

　　2025年2月12日，农历蛇年元宵节。天公不作美，阴云密布，仿佛要下雪。位于拱墅区康桥路108号的康桥街道办事处门口，却渐渐聚起了一群老人。他们远远地就喊着对方的名字，亲热与欢喜之情溢于言表。

　　原来，这是原康桥人民公社的一批社员，也是老同事——1965年2月12日，他们一同走进了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今天，正是他们进厂六十周年的纪念日。他们特地来到原康桥人民公社办公地，即如今的康桥街道办事处，合影留念。

　　“杭丝联”，全称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1956年1月，“纺织部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筹建部”成立，国家计委以(56)计划印字第1号文件批准厂址设于拱宸桥工业区，建厂工程由此开始。1958年更名为“地方国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2000年10月8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正式宣告破产。2007年，其锯齿形厂房内开始创办文化创意产业园，逐步成为文艺青年们热衷的“杭丝联”地标。

　　这次活动的核心组织者和牵头人，是78岁的倪爱仁大伯。他原是1965年康桥人民公社半山大队的社员。倪大伯耳聪目明，精神健朗，是个有心的文化人。一次整理旧物时，他翻出了一份“老古董”——一份《关于解除倪爱仁劳动合同的决定》的文件。这份合同正规严谨，印有“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文件”字样及编号“劳（2000-013）号”，上面清晰记录着他1965年2月1日的进厂时间，落款处加盖着鲜红的公章。

　　人生能有几个六十年？转眼已是一个甲子。为了这次相聚，这群老工友们已相约了一年多，其中不少人更是十余年未曾谋面。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在倪爱仁等人的热心联络下，老工友们积极响应，这场期盼已久的六十周年聚会终于成行。

　　1965年，倪爱仁所在的半山大队还属于康桥公社。当年，他们正是以康桥公社社员的身份被招进“杭丝联”的。进厂之初，他们过着“亦工亦农”的生活。

　　什么叫“亦工亦农”？倪爱仁解释道，就是他们进厂工作，每月工资要与生产队三七开——生产队拿70%，个人拿30%。队里拿走的70%会计作工分。那时生产队效益好的，一个工分大约值一毛钱；效益差些的，约七八分钱。这意味着，工人在“杭丝联”挣的工资，七成归集体所有，保障了社员们的共同利益，个人也有一份收入，双方都不“吃亏”。

　　当年从原康桥公社招工进厂的共有40人，分别来自谢村、永和、独城、计家、金星等大队。进厂后，他们都被分配在印花车间。整个车间约140人，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组，实行三班倒，机器日夜不停，工人轮班作业。直到1968年，这批工人的户口全部迁入“杭丝联”的集体户口，才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营大厂工人。回望当年，城乡差距巨大，观念、习惯迥异，他们正是首批从农民融入城市的探索者。

　　2024年7月4日，工友陈妙水在今日头条上看到一篇关于“杭丝联”的文章，他饶有兴趣地点开，文章配图的一张老照片瞬间吸引了他的目光。“那个端着啤酒瓶开吹的不就是高彩松嘛！”他立即将照片下载保存。

　　聚会这天，照片中那位举瓶豪饮的主角——高彩松伯伯也来了。他眯着眼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笑着说：“这是在食堂里，六月天热，喝点啤酒解渴。”我也凑近细看，照片里是“人”字坡顶的食堂，后墙贴着红纸标语，墙根停着两辆26寸横杠自行车（不是“永久”就是“凤凰”牌），其中一辆锃光瓦亮。

　　“杭丝联”作为国家重点企业，规章制度极为严格。进厂需经过政审和体检（当年他们是在康桥卫生院体检的）。

　　厂里有著名的“三要十不六整齐”工作纪律，具体内容虽已模糊，但那种严明的氛围深深烙印在每个人心中。“那个时候丝绸都是出口的，年利润一千多万元，制度不严怎么行？”老工友们的话语中透着自豪。

　　每一个进厂的工人都配有工作证。1983年11月进厂的李云仙阿姨，至今仍完好保存着她的工作证。证件包含姓名、照片、部门、年龄、性别、工号等信息，并注明“本证应当妥善保管，不得转借，不得涂改、不得拆封。”1997年进厂的鲍爱萍的工作证则已变为塑封卡片，但要素同样齐全。李阿姨笑言：“亏得要求不得拆封，不然40多年哪里能保存到现在？”

　　这种严格的管理，与工厂肩负的重要使命息息相关。“杭丝联”的产品主要是丝绸，当时大量出口苏联，为国家换取宝贵的外汇。工友们回忆，七十年代，尤其是1975年前后，经常有外国代表团来参观。“我们那个时候是外国人的师傅！”大家自豪地说。大约1977年，还有8名越南人来厂学习技术。“印花、印花，印的都是钞票。”“挣的直接是外汇！”这些话语，至今听来仍能感受到那份滚烫的骄傲。

　　在“杭丝联”这个大家庭里，不仅铸就了事业，也孕育了美好的情感。虞先坤伯伯当年是永和村人，进厂后在印花车间工作，与同车间的杭州姑娘杨美英是同事。杨美英对忠厚老实的虞先坤印象颇佳，后来竟主动牵线，将自己的妹妹、厂幼儿园保育员杨美琴介绍给他。一桩美满姻缘就此促成，二人在康桥老街的家中喜结连理，如今儿孙满堂，生活幸福。这段佳话，也是“杭丝联”生活温情一面的生动注脚。

　　而王彩田伯伯的故事，则代表了那一代工人的奉献与荣光。他原是谢村大队社员，进厂后在印花车间总是脏活累活抢着干，八小时工作毫不懈怠，带动了整个班组的干劲。因表现突出，他在1966年（或1968年，记忆略有模糊）被评为“活学活用思想积极分子”（相当于市劳模），并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由当时的杭州市市长王子达亲自颁奖授勋。这枚勋章，是他，也是所有“杭丝联”人青春与汗水的最好见证。

　　一份长久的、刻入生命的怀念，叫做“杭丝联”，至今已整整六十年。聚会最后，这些可爱的老伯阿姨们许下一个心愿：十年后，再聚一次。

　　我也会老去，但或许很难像这些长辈一样，对曾工作的单位拥有如此魂牵梦绕、丰满茂盛的集体记忆。他们何其普通，又何其幸福。因为“杭丝联”，他们共同的青春有了归处，他们的情谊跨越了漫长岁月，至今仍在彼此的眼神和笑谈中，鲜活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