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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表示，登机的时候廊桥和登机口的空隙让他的轮椅无法通过，当时工作人员冷眼看着他“连滚带爬进飞机”，这样的表述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事件发生后，迅速作出回应，发文承认存在操作不规范的问题，并向郑智化表示歉意，承诺立即整改。10月26日凌晨，郑智化再次发接受道歉，并指出此类问题并非偶发，他结合自己常年往返各地演出的经历，表示很多机场的服务与设施对残疾人并不友善，甚至带有刁难意味。

　　至此，事件本应告一段落。然而，就在发布回应后不久，一段现场监控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内容与郑智化所描述的“连滚带爬”有所出入，舆论随之出现反转，不少网友质疑郑智化利用明星身份夸大事实，借特权表达不满。

　　这一争议使得郑智化在10月27日再次发微博致歉。至此，事件的焦点逐渐偏离了事件最初的核心，郑智化原本希望借此引起社会对残障人士出行障碍的关注，然而讨论却转向其是否滥用明星身份与特权。我们在此希望将关注点拉回事件本身——即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性化设计问题。这不仅关乎残障人士的权益，也与我们每个人在城市中的生活体验息息相关。

　　李欣媛：我们可以从自己日常生活开始聊起。我先说两个例子。因为我是骑电动车上班，所以经常遇到一种情况：电动车和公交车“打架”，公交车会突然窜到我前面，我要吃尾气或者等它。那时候就觉得交通动线非常不合理。还有过红绿灯的时候，绿灯的时长真的很短，我得非常快地走才行，那如果腿脚不方便的人怎么办呢？这个时间会让他们很焦虑。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两个不太舒服的体验。想问问大家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是怎么样的呢？

　　吕一含：刚刚欣媛提到这些人在空间中感到不舒服的例子，让我想到一个概念，叫“敌意建筑”。它指的是一种聚焦于排斥的城市设计理念，用来表明哪些人是受欢迎的，哪些人不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是公园的长椅，设计时会加一些不规则的表面，让人躺在上面觉得不舒服，因此很难长时间休息。它就是为了让无家可归的人不能久留而设计的。

　　丁欣雨：上海这几年在开辟街区的小马路，“逛马路”成了一种城市活动。比如法租界那边，有法国梧桐、有小店，是适合走走停停的尺度。共享单车也多，他们会专门开辟非机动车道。这个和城市想打造的空间氛围有关。但除了这些核心区域之外，比如我以前上学的闵行，就不会有这样的设施。

　　前面说到糟糕的体验很反人性，有时候有些人连去体验的机会都没有，这也很反人性。我之前在香港地区看电影时发现，最后两排是为轮椅使用者保留的，其他人不能选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为什么内地电影院几乎没见过坐着轮椅看电影的人——他们是不是因为设施不到位而被隐形了？

　　前段时间看到上海有聋人蹦迪的派对，也是才意识到这些人群以前根本没有被提供这样的空间。

　　这几年在学界关于残障的研究也有个转变：从医疗模型到社会模型。以前我们把残障定义为个人的生理或认知缺陷，需要被治愈或复健；现在的社会模型认为，残障不是个人损伤，而是社会态度、体制结构、空间设计或沟通方式造成的障碍。可能是城市的空间是“残障”的，让一些人没办法以公民的身份参与社会。这也让我们去想，到底是这些人“生来残障”，还是他们是被社会残障的？

　　徐鲁青：我觉得这也像是“残疾”和“残障”的区别。残疾强调疾病和生理性的缺陷，而残障强调社会造成的障碍。现在很多时候会说“社障”，意思是社会加之的障碍。语言上的改变就已经是一种意识转变。

　　还有一点，欣媛刚说“不同的人在城市里的感受很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观察。因为当我们想象“一个身体”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想象的其实是一个男性身体，如果放在全球语境，就是一个白人男性身体。他走路三十秒能过马路，但这种身体比例其实是很小的。大多数身体在这样的设计下都不舒服。

　　但我之前也在闵行住过，房子旁边全是立交桥和大马路。那片区域就是为汽车的身体设计的，开车的时候需要这样的路，但对于走路的人来说，一切都很不方便。这就是城市到底为谁服务的问题。

　　丁欣雨：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看不见的女性》，是一个英国女记者写的。她调研了生活各方面的数据，有一个章节谈到公共设施和交通出行设计的不合理。

　　我之前写地铁稿子时也看到一些研究，说相比男性，女性是城市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重度使用者。一个原因是，世界各地男性开车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辆车，使用这辆车的主要也是男性。而在出行模式上，性别之间也有差别。多数男性一天的出行就两次——上班和下班，但女性的出行模式复杂得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班前要先送孩子上学，再带亲戚去看医生，回来时顺路去超市买点东西。她们的出行更短线、更多换乘。

　　这些研究已经表明了女性在出行方面的特征和需求，但公共投资并没有关注到这部分人。我们平时听到的城市建设说辞，都是要“解决堵车”“促进区域发展”“减少污染”“提升竞争力”。这些看似进步的目标，和女性出行的权益、福祉几乎没有关系。

　　2014年欧盟有一份欧洲城市交通满意度报告，里面用了一个词叫“必要出行”。他们定义的“必要出行”，是以就业和教育为目的的出行——这种出行方式把以照护为目的的出行方式排除在“必要”之外，被划入“私人领域”。这种语言上的划分，本身就带着偏见。

　　《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的观点也和之前一含提到的类似：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以男性数据为基础的世界里，需要去意识、去打破这种数据缺口。

　　我最近上下班坐地铁时，也能看到很多工人，身上有泥、有汗，他们会主动靠边坐，甚至干脆坐在地上，不想引起注意。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空间氛围的结果——空间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徐鲁青：我还想补充，残障其实也是流动的，渐进的光谱，并不是能清晰划分“是”或者“不是”的概念，因为所有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刻残障，只是时间或多或少的问题。比如上个月我脚趾受伤了，没法走路，那时候我就很明显地感受到，出门去坐地铁，很多地铁站没有直梯，我就得拖着脚走。再比如上半年我游泳时耳朵进水，那段时间我右耳完全听不见，短暂地听障了一个月。再比如近视是不是一种残障呢？我们现在觉得不是，只是因为眼镜已经足够普及了，社会没有为近视设置太多障碍。还有一些科技公司会做一个语音识别的软件，本来是为老龄化设计的，因为他们预测老年人群体会越来越大，听力会下降。但实际上很多听障人士在用，而且用得很好。你想，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也会变成听障。所以我觉得，这种状态每个人都会经历，它是无处不在的。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就不是在讨论“他们”的问题，而是在讨论“我们自己”，我们将来、甚至随时都可能遇到的问题。

　　李欣媛：当我们的城市在不断地建设，以健全人、成年人的一个模式在进行建设的时候，它其实变得更加的高效，但是某种程度上会不会形塑我们每个人对于那些边缘人士的一种感受。比如说我们去坐公交车的时候，就会觉得如果安排一个专门的入口，让残障人士进去，或者是说专门等待老年人，就会有些耽误时间，会觉得这种人是“麻烦的制造者”，进而产生一种情绪——“我为什么要给你提供方便？你在影响我的生活”。那么如果这么高效的话，这样子下去的话，会不会导致冷漠变得越来越多？

　　徐鲁青：我觉得从这方面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怕自己的生活被影响？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那么不能被影响？只是几十秒或者几分钟的事情，但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承担这种影响，这几十秒真的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多的麻烦吗？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了这样？

　　吕一含：刚刚讲到高效的事情，我就想到有一次在伦敦坐公交，看到车站有一个坐轮椅的老奶奶在等车。公交车到站的时候司机下去给她放轮椅的渡板，整个过程大家都是不紧不慢的，没有人催促司机让他动作快一点，也没有人让老奶奶推轮椅时快一点，大家都很耐心地等，好像这是一个很日常的活动。

　　李欣媛：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有没有一种可能让效率和有着不同需求的人的服务是并行发展的？我去香港地区的时候也看到，过马路的时候，道路路口会考虑到残障人士、小孩或者其他群体，我觉得这个设计视角是非常重要的。

　　李欣媛：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想要说的是，因为我们对于这种体验是比较不好的体验，我们观察到的那有哪一些？哪些城市设计是让你感受是不错的、比较好的？

　　丁欣雨：我们谈到很多无障碍设施做得还不够好的地方，我就在想，那在做这些设计和建筑设施之类的东西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争议或者是灰度的存在？然后我就搜了一下，发现前几年广东有几座城市在地铁里设立了女性专属车厢。它的本意是因为女性在非常拥堵的地铁当中可能会有性骚扰的恐惧，或者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所以专门开辟一个车厢，可以让女性还有其他的一些在这个空间里面。但是后来这个出来之后，是有非常多争议的。

　　不管是男性群体还是女性群体内部都有声音，会觉得就是这样做好像变成了一种隔离。比如说黑灯，他是视障人士，他有一个段子里会讲到他跟朋友出去聚餐吃火锅的时候，只要他的筷子指向哪里，就像有语音播报出现一样，他的朋友们就会告诉他：这个是西瓜，这个是小酥肉，这个是毛巾，不是毛肚，不要拿错来吃。包括他倒水的时候，所有人也都非常关注，快倒满的时候就会叫停或者提醒他。就好像他自己在家里没有喝过水，只有在外出聚餐的时候才会喝水一样。我不知道在这些建设方面，有时候会不会也会做成过度关注某类群体，让某类群体的处境非常显眼，被放大到让他们感到不自在的情况出现。

　　徐鲁青：我会觉得这个事不是一个车厢能解决的。好像是把我放在这个车厢里面，我需要得到特殊的照顾，是我的问题，但这个不应该是从男的方面解决吗？

　　另外我觉得塑造一个城市是什么样的有很多力量，在中国可能自上而下的力量会更明显，但是也有很多自下而上的行动，比如说在二十年前、十年前，有人会去占领男厕所，当然它只是一个很小的行动，但是它更像就是一种我们去定义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我们去决定城市空间可以怎么去使用的一些小的行动。

　　我之前采访建筑师何志森，他就会特别强调这一点。他特别能够看到普通人是怎么去改造一个城市和介入城市的。就比如说可能老年人住的周围建造了一些桥墩，但是这些桥墩其实是过量和浪费的，老年人就会去改造这些桥墩，让这些桥墩变成他们下棋的地方。

　　如果这中间有灰度的话，那很多曾经不合理的东西也可以被这样慢慢改造，对于城市规划的人来说，他们设计的道路不一定是真正方便行走的道路，很多人可能就是会插小道，然后让草坪的道路变得更宽，让更多的人去走。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做出的一些行为可能也很重要。

　　李欣媛：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城市建设或规划，它是否存在一种模糊概念的情况，就有点像这次郑智化的事情。我们本来要讨论的是残障人士，但到现在为止，他们的生活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可是他被模糊成了一个“明星特权”的问题，因为郑智化是个明星。

　　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女性车厢，其实我们在车厢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建设者觉得这样的话，我把你的身份放到一边——你是女性，那你就在这一边就可以了。但是其实我们的规划、我们的设计，应该是以需求为主的。比如说我们的地铁，它其实有冷热车厢的。比如夏天的时候，有强冷、弱冷，我觉得这种是OK的，我可能会比较怕冷，那我就在弱冷，就是它是根据我的一个需求进行一个梯度的设计，而不是说因为你的身份是什么样子而进行强行的设计。

　　李欣媛：我想留一个比较发散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设计师，我们理想中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如果说让你专注于一个地方的建设，你的理想是什么样子？这个东西可能不基于现实，也有可能是基于现实。

　　因为我经常骑车，我可能我就会希望这个交通能不能更好一点？如果我是一个设计师的话，我更希望这个城市的交通就像电影《大都会》或者那种科幻片一样，整个城市巴士全部都在上空飞，然后下面的话就是骑自行车有专门的道路，开汽车有专门的道路，然后其他的人的话可能就是坐地铁就在地下，就是我想象的一个城市规划是这样子的，那我比较好奇，假如你们是设计师的话，你们会为一个城市做一个什么样的设计？

　　徐鲁青：我没有特别具体的想象，还是回到之前采何志森的时候，我跟他讨论说在一个空间里面会有很多秩序，什么样的秩序是好的秩序？他说他觉得大家一起决定的秩序就是好的秩序。一个好的城市需要一些灰度，这个灰度不像说我有一个看得见的大手来划分一些区域，这些区域做什么，这些区域不能做什么。而是在基础设施之外，普通人能够有决定空间，比如说一条路，我们可以在路上走，我们也可以在路上坐着，我们也可以在路上喝咖啡，可以在路上玩，甚至躺着，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功能，而是一些可能性。这样就会让更多经过这条路的人过来参与和决定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中国很多小区其实有非常明确的边界，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住户和非住户，租户和住户，有非常明确的权力划分，然后这些小区都是被围着的，都是地块，没有办法参与进来的。另一个城市学者叫简·雅格布斯。她之前提到过，在大城市里面大家会觉得一个“place”是只能有单一的功能，一些道路的设计就是为了让人快速行走，比如说在北京，在上海，很多道路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向另一个地方，但是它这条路本身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但是她觉得好的街道是能让人停留的，就是我可以在这里坐着，我可以在这里制造一些事，这就是一个更好的城市设计。

　　吕一含：维也纳的一个城市规划师伊娃·凯尔，她对于评判一座城市设计是否是好的标准，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维也纳在城市规划上有一个叫性别主流化（mainstreaming）的策略，它上致力于打造包容和性别中立的城市，让不同性别的人群都能平等地获取城市资源。性别规划专家凯尔觉得如果一座城市设计得好，它应该是隐形的，因为没有群体会在其中感到设备缺失或是难以使用这个空间，Ta在空间里就不会显得突兀。因为没有人在其中会觉得被边缘化，也就不需要为自己额外争取权利，所以每个群体都能在其中找到安放自己的位置。

　　我之前在北京的残障融合实验室做实习生，其办公地是一个无障碍设施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每一处台阶都会有一个坡道，那里有很多坐轮椅来上班的人，也招聘了一些听障、视障或者是肢体障碍的人。那段时间里我高密度地见到了一些坐轮椅的人，并且他们每周或者隔一段会举行一些线下活动，我能看到二三十辆轮椅在一个空间里，他们讨论一些关于无障碍建设方面的问题，或是关于自己生活的一些困惑，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乌托邦。但同时某种意义上当残障群体走出这个乌托邦，他们还是要面对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地铁上缺少一些无障碍设施等等之类的麻烦。

　　丁欣雨：但是这个乌托邦的存在说明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让所谓的残障人士并没有任何好像有障碍的行动，或者是可能拖别人后腿的行为，反而是这个空间的存在证实了一些我们对于残障人群的刻板印象是错误的。

　　李欣媛：不管是我们讨论健全人和残障人士，或者说老人、女性、小孩……各种各样的人，其实我们会发现不管是各个方面、各个身份，我们关于城市人性化的设计好像永远没有办法达成一个非常完美的目标，它可能会有乌托邦，但是它存在一个行进过程中的。

　　我们的城市在快速发展，不同人群的各种需求其实也在不断涌现，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人性化设计要一直在经受一些的挑战，只要我们保有对于这种问题的一种思考能力，或者说解决它的一个动力，那我们会觉得这种“乌托邦”城市距离我们理想生活也就更近了，或者说我们距离文明也就更近了。